过去一年，“鸡娃”、“内卷”、“绩点为王”、“小镇做题家”等关于教育竞争的讨论，让大家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身边孩子只有成为牛娃、985精英，上了名校才有焦虑的资格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去年，广东某一所二本院校的大学老师黄灯出版的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一书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在985学生自嘲“只会刷题、大学后泯然众人”背后，被名校拒绝的二本学生其实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大家最常忽略的“二本生”，占现有在校大学生的90%左右，总数近1800万人。这个庞大的群体，是你我身边最常见的“普娃”，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年轻人的样子。正如《北京青年报》评论：“二本生”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制造出来的。在进入二本学校之前，这些学生就已经经历过种种伤痛。关注二本学生的成长之路，或许能为养育孩子的我们提供参考：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孩子生活没目标、抑郁？孩子进入社会前到底需要怎样的品格和能力？如何帮助孩子滋养更多的生命力量？教育就像一场慢性炎症随着互联网大厂的996争议不断，以及近年的“体制内”热潮，我们已经看到，越来越多年轻人找工作时首要考虑的，不再是个人喜好或志向，而是“稳定”二字。不可置否，市场化经济带来了广阔热土，但它的不确定性也促使父母和孩子在不断寻求“确定”。正如黄灯老师所写，如今的孩子就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“标准件”。黄灯从教14年，花名册上记录下4500多个学生的姓名。但回想起这些80后、90后，他们给黄灯留下最大的印象是“缺点不明显、优点也不明显”，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特点鲜明的孩子，或贪吃、调皮，或热情、有好奇心。虽然黄灯所在的广东F学院只是一所二本院校，但考进去的孩子不管来自城市还是农村，他们都走过了高考独木桥。不少孩子在写给黄灯的作文里提到相似的感触：“18岁前，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。这或许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。”“以高考为划分线，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，高考前，高考后。”“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，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地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，否则，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。父母的期望，老师的教导，同学之间的攀比，都像一块块巨石，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痛。”高考后，看似孩子们能放松一段时间，“为自己而学”。但他们进大学校门没多久，就被师兄师姐、辅导员告知巨大的就业压力。更别说这时候，很多人还没弄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、想做什么，就从高考赛道下来，匆忙奔赴为就业准备的列车：焦虑迷茫、考证成风，学生根本机会在闲暇时间，好好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，二本大学越来越像职业院校。在黄灯的大学时代，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（祖国或社会）培养“人才”，到了她的80后、90后学生，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。她在书中说：“中学时期的老师、家长，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，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，但中学教育的后果，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。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，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、抗生素、激素，到大学时代，终于结下了漠然、无所谓、不思考、不主动的恶果。”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十几年的压力、考试进阶，黄灯发现，在大学课堂，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、质疑发生，因为他们早已被裁剪成规整的模样。三代学生的差异从黄灯这代70后学生，到她任教广东F学院15年，见证了80后、90后学生的成长，不难发现，今天的二本学生，或者说绝大部分年轻人，有三重特征：第一，缺乏明确具体的目标；第二，沉迷手机网络，对社会现实不太关心；第三，认识到自己成不了精英后，安于平凡。其实这也是今天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。孩子学习没动力，家长再怎么“鸡”也无济于事；又怕“鸡”过头了，孩子短则产生抵触情绪，长则缺乏自驱力、永远要父母推着走。这恰好可以回答一个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，为什么这两年青少年抑郁率一再飙升？从时间上看，黄灯担任班主任的2006级和2016级学生，在就业工作问题上的差别，要远远大于她上学时的90年代。70后、80后父母不难发现，造成这种差别的最大原因便是市场化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。看似经济发展向好、就业机会增多，但学历贬值、房价飙升，让每一个年轻人入学初始便开始担忧自己的未来。而这种压力，早已在“鸡娃”军备竞赛中无限提前，到中小学甚至学前的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。从空间上看，主要是生源地和就业流向的区别。比如，黄灯所在的1992级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几乎都是大半辈子只做过一份工作，极少流动；2005级的学生享受到城市化过程的福利，包括父母外出打工赚取孩子学费，因此他们更认同市场竞争、有创业的勇气；而2015级的学生，黄灯主要聚焦于偏远农村的孩子，他们从小适应地理、信息意义上的流动性，早在大学入学前就感受到社会的断裂式分化。今天的孩子甚至更早在中小学阶段，由于互联网的便利，被制作成一罐密不透风的沙丁鱼。以书中的学生刘婉丽为例，高中三年，她的压力附着于“上大学”这一目标，有明确的方向。但上大学后，她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迷茫，“没有人指路，胡乱地学，胡乱地跟着放养，还有很多人跟我说，毕业以后会找不到工作”。当作业打卡、刷脸点名、扫码支付无处不在，“丧”“迷茫”“低欲望”的标签被贴在面目模糊的这一代孩子身上，青春的本质从未改变。父母之所以空前焦虑，不过是因为在科技的名义下，孩子或主动或被动地“将生活切割成碎片，更深地包裹住自己”。由此出现了黄灯所描述的三代人的差异，不是“沟”，而是“渊”，是“海”。孩子需要的是怎样的教育？对于青少年抑郁率一再飙升，或许有人会说：哪一代人不辛苦？我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怎么没半点毛病？但今天孩子面临的环境远比我们想象中残酷，因为在疯狂的军备竞赛中，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，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。下面是黄灯的学生对自己状态的描述，摘自书中：“只有对学习的厌恶和对生活枯燥的无奈。”“只在乎自己能得多少分，而不在乎学了什么。”“学生们像一个个产品整齐地排列在教室里，也就是我所讲的流水线上。”“我们这一代人，尤其在‘九零后’身上，‘催熟’机制的成长方式表现得很明显。”即便是相比70后、80后的童年，我们生活的村庄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过去邻里亲友间丰富的公共生活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电子屏幕。比起具体的知识和技能，他们在成长中更需要两件事：第一，接触真实的生活。互联网的便利让孩子看见了广阔的世界，但他们却常常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：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发生什么变化？书本上的知识到底和现实有什么联系？和家人走心的对话、上下学走过无数次的路、逛博物馆，是不是都算学习？毕竟这些课堂外细枝末节的东西，更可能让孩子感受到，任何一段教科书上的知识点，“最有生命力的地方，恰恰来自和日常生活的关联”。特别是疫情以来，我们更加看到，做一个内心有力量的人是多么重要。每一代人都可能遇到时代变迁和家庭变故，但他能否从挫折中快速复原，重拾前行的动力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成长经历和所受的教育，这也决定了他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希望孩子直面挫折，他们首先需要看到真实的生活，直面象牙塔外的自己，才可能滋生出更多生命内部的力量。正如黄灯在采访中提到，一个年轻人陷入迷茫的时候，去做一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是特别好的。“哪怕下课没事到城中村逛一下，跟快餐店老板、外卖员聊聊天，要跟真实的世界和人接触，干具体的工作，它会让人产生跟专业学习以外的与现实更坚定的关联。”第二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。在信息高速流动的今天，如何处理、利用信息，决定了我们的孩子能否在未来脱颖而出。相比眼花缭乱的技能，孩子更需要的是批判性思维、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。否则，十年寒窗苦读之后，他们的脑子就像经过“表演性质的知识大雨”，貌似酣畅淋漓，最后什么也不会留下。知名学者梁文道在《圆桌派》中提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经常有学生来信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这反映出，现在的教育并没有给到足够的资源，去回答孩子这方面的困惑。而要想培养孩子真正的价值观，第一步便是要先懂得问问题。“你如果不经过一番怀疑，去不断地问，那样的信是个‘盲信’。如果盲目狂热地信一个东西就罢了，但最怕的是，一个人没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批判，从小都信这个，有一天在社会上撞板了，会忽然之间颠覆一切，感到虚无、怀疑，什么都不再相信。相反，如果你小时候知道这个社会就会有种种的问题，然后自己消化考虑，整个人生就会立得很定。”追溯二本学生的成长之路，恰恰是在探讨孩子需要的是怎样的教育。这不仅是因为二本学生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，更像作者黄灯所言，“当教育不能承诺一个确定的工作岗位时，我们可以做到培养一个确定的、有力量的人，让他的专业素养突出、有创意、有力量。”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这本书中，黄灯从二本学生出发，谈的却是更为庞大的年轻群体，以及他们背后相似的境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，“二本”“分层”不会消失，但我们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好的礼物，不过是爱的滋养和完整品格的培养。因为这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精神底色。这一代孩子面对信息汪洋，被无处不在的市场化裹挟其中，自然更容易陷入迷茫。